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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光绪年间，直隶武清县的河道衙署里，几名官员各自守着一段堤岸。
县丞负责河工，主簿清点钱粮，典史则盯着治安和狱囚。
三人都在县衙体系之内，职责却并不相同。
县令不在现场时，谁能作主，谁只能办事，也有着严格区别。
很多人以为，县衙就是知县一人说了算，下面的官员不过是替他跑腿。
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。
清代县级机构规模不大，却要处理赋税、户籍、治安、刑名、河工、仓储、教化等事务，单靠知县很难全部照料，因此才设置了佐贰官、首领官和杂职官。
知县是县里的正印官，掌握全县政务。
所谓“钱粮、刑名”，基本囊括了财政征收与司法审理；
治安、教化，也都归其统筹。
不过，知县并不是每件事都亲自办理，县丞、主簿和典史，正是县衙日常运转的重要支点。
县丞通常被视为县中的“二把手”，品秩为正八品，属于佐贰官。
按照一般编制，知县负责总揽，县丞则承办具体事务，常见分工包括赋税、户籍、巡捕、河道等。
遇到事务繁重的县，县丞还可能被派到县城之外，另设衙署办公。
有意思的是，县丞并不一定天天坐在县衙里。
若分管河务，他往往要驻在堤防、闸口或河汛附近。
这样的官员，常被称作河务县丞、治水县丞。
其行政关系也较特殊，既要听知县调度，又受河道系统节制。
河工不是纸面上的差事。
堤坝决口、河道淤塞、民夫征调、工程钱粮，都需要有人长期守在现场。
河务县丞一旦承担这类职责，通常便不再兼办普通县政。
衙署设在河道险要处，便称为“汛”。
这也是清代地方官制中，行政系统与专门事务交叉运行的表现。
主簿的品秩为正九品，地位略低于县丞，通常被视为县中的“三把手”。
若县丞负责常规政务，主簿便可能分理钱粮、户籍或某一片区事务；
若当地河务吃重，主簿也会被派入河道系统。
职责并非固定不变，关键要看县情和上级安排。
有人曾问：“县丞、主簿是不是每个县都有？
”答案是否定的。
清代县的等级和事务轻重不同，佐贰官并非统一配置。
有的县只设县丞，有的只设主簿，有的两者皆无，也有少数要地同时设置多人。
光绪朝《大清会典》所载，全国县丞约三百四十五人，主簿约五十五人，远少于知县数量。
这一数字说明，县丞和主簿并不是每县一员的固定官职，而是根据“冲、繁、疲、难”等条件酌情设置。
江苏、浙江经济较发达，人口密集，钱粮和诉讼事务繁重，佐贰官数量自然较多。
个别河务重地更为特殊。
河南祥符曾同时设置县丞和主簿，但其中多人实际属于河道系统；
直隶武清也曾有多名县丞、主簿，主要职责都是治河。
名义上同属县级官员，实际工作却可能相差很远，不能只看官名判断职掌。
典史则是县衙里的首领官，属于未入流。
与县丞、主簿相比，他的品秩不高，却几乎每县都有。
光绪年间，全国知县约一千三百一十四名，典史约一千三百零七名，二者数量接近，足见典史在基层机构中的普遍性。
典史主要负责狱囚、缉捕和治安事务，许多文献也称其为“典狱官”。
其办公地点往往靠近监狱，衙署通常称为“捕厅”。
县衙里的拘押、看守、提解、勘验等事务，往往需要典史具体落实，他更像是司法与治安环节的执行官。
没有县丞、主簿的县，典史的事务可能会明显增多。
若知县或其他正佐官暂时不在本县，典史可以临时主持部分工作，但这不等于获得了完整权力。
碰到重大案件和重要政务，仍须请示上级，不能擅自定夺。
至于巡检，则属于杂职官，品秩为从九品，主要驻守县境内治安较差、交通险要或人口杂处的地方，承担缉捕盗贼、巡查地方等任务。
巡检有时被称为“少尹”，但不能把他与县丞、主簿简单等同，他更偏重基层治安，而不是综合行政。
县内还有驿丞、税课司大使、仓大使、闸官、河伯所官，以及医官、僧道官等。
这些职位大多属于未入流，分别管理驿站、税收、粮仓、水闸、渔税和相关事务。
看起来官职细碎，实际上共同支撑着县级机构的日常运转。
学校事务又是另一套系统。
县学教官直接受学政管理，知县与教官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。
涉及学校、生员和地方教化时，双方需要会同办理。
清代县衙像一张细密的网，知县居于中心，佐贰官分理事务，典史和杂职官负责具体执行，各有边界，也各有掣肘。
因此，县丞、主簿、典史虽然常被归入“县官”之列，身份、权限和工作内容却不能混为一谈。
县丞、主簿重在分理政务，典史重在狱讼缉捕；
他们能够办事，却不能轻易越过知县独立决断。
这种层层分工，正是清代基层行政既精简又繁复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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